我和我的工作夥伴一直有個夢想，希望未來遠流出版公司能在整個社會扮演「沒有圍牆的學校」的角色，所有的社會大眾都能「自助的」從這家出版社的書中找到個別的需要──我們知道這個目標很大，也許要用一生來實踐，如果做不到，我也期望我們未來的「接班人」能繼續做下去。

但是，一家出版社如何能成為社會大眾「自助啟蒙」的來源呢？我們可能要做幾件事：

第一，我們要先培養一個「包容萬物」的氣度來，讀書活動那麼龐大而多元，我們必須了解並同情各種階層的讀書需要，我們必須容忍並接受各種立場的意見主張，我們相信自己是促進社會溝通的媒介者，而不是倡導者。我們稱這個態度是「出版的蔡元培主義」。

第二，我們要盡我們所能，一步一步地介入每種領域、每個層面的讀書活動──通俗的書我們要努力做好，嚴肅的書我們也要奮鬥完成；短命的書我們也承認其功能，不朽的書我們更願與它並存。我們要不停止學習，以便了解各種做書的方法和標準，了解世界上書本的諸種可能性；知識與創作的心靈我們也要試著接近，慢慢的我們就能出版更多種類的書。

第三，我們要盡我們所能，結合各色各樣的人才，讓「創作者」有意願留下他心靈的記錄，讓傑出的「編輯人」得以實踐他的社會對話設計，讓一流的「行銷人」為我們想像推廣讀書活動的各種途徑。我們要把這些人才逐步發現、連結，大家共同實踐那個無所不在的學校的夢想。

遠流是一九七五年創辦的。我很慶幸在四十之年，在經歷十六年的摸索努力之後，仍能穩健成長，仍能和工作夥伴們意興風發地共同築夢，相約往更高遠的目標前進。

一方面得感謝事業發展過程中無數的「貴人機遇」，一方面其實更要謝謝「生逢其時」的台灣環境。前者使「遠流」每次履險如夷，可以不斷地從「成功（或失敗）─學習─成長」善的循環經驗中，累積著實踐文化理想所需具備的十八般武藝。後者指的是它提供了足夠寬闊的舞台空間，讓所有台灣的商人可以伸展拳腳、賣力演出。讓所有台灣的產業可以各憑本事，置身於自由經濟「物競天擇」的叢林社會裡，用他們的想像力和創造力脫困厄、找發展。

四十年來台灣出版事業的發達史，正是這般寫照──交織著許多個人在這個舞台環境上的奮鬥和貢獻，有人懷才不遇、有人壯志未酬、有人堅持特色、有人開創新局。我恭逢其盛、參與其中，從少年而青年，從青年而中年。

我看到這四十年來，隨著社會的進步，經濟的繁榮、教育的普及、政治禁制力的減弱，多元思想的被包容……出版產業也不斷地變化和發展。

出版「產品」的形式和內容，愈來愈多姿多采。從小書到套書、從黑白到彩色、從風花雪月到象牙塔哲學，只要有人出版，儘讓百家爭鳴。

出版通路的演進開發也愈來愈有可觀──七○年代的出版人都知道要結合那時候競爭慘烈的報紙副刊主編，與他們產生供需關係，共同發掘作家、促銷作品。隨後更有人實驗出當時壟斷性媒體的驚人廣告效益，替出版界開創出書店以外的新通路──「郵購通路」，從此，出版中文套書變成可能。

中文套書的蓬勃發展，也增強了「直銷通路」的建構。八○年代迄今，成千上萬的圖書直銷人員，對台灣讀書產業規模的擴張，作出了積極的貢獻。

加上大型連鎖書店的積極開展，為數兩千家便利商店的集結組成，出版的通路革命隨時考驗著出版人對智慧產品的想像力和企圖心。

而九○年代，我們又要面臨什麼新變數呢？兩岸文化交流的刺激、國際性出版集團的入侵中文領域……台灣的出版人面對一個全新而巨大的圖書版圖，並且要與不同既往的層次對象競逐。作為一個努力過、也還擁有良好基礎的公司，我們應該把自己設定在什麼位置？什麼規模？用什麼樣的組織、什麼樣的制度、什麼樣的方法來迎接挑戰呢？我們一方面勇猛前進，一方面也不免有恐懼思索。

是的，矛盾思索和經營者的中年心境有關。人到了四十歲，從白髮、從疾痛、從親友的離逝……都強烈的感受到個人生命的有限性。此時，渴望對過往的歲月埋單檢討，渴望對未來的生涯規劃重作確認。如同人生攀峰，剛走到一處高原，是停下駐足欣賞、享受持盈保泰的安逸呢？還是重整實力、鼓起餘勇、邁向未知的人生新高？

好在這樣瞻前顧後、徬徨複雜的四十歲心情，也有不變的認知。那就是知道：替事業尋找「長治久安」之道、尋找「永續經營」之方，此時確有其急迫性與必然性。一方面創業者懷疑自己如「彼得原理」上所說，到達了不能勝任的位階，一方面又忍不住那創造一個進步和樂社會的參與衝動──畢竟，到了四十歲，我們有相對成熟的心智可以依仗，有相對成功的經驗可以依仗，怎麼捨得懷藏不用呢？